印章、簽名、題跋、收藏印、著錄、裝裱都是鑒定書畫的有力手段，印章是書畫的證明物，作者以此證明確為自己所創(chuàng)作，而鑒賞家則以此表示自己的鑒別。若干件書畫作品常常使用同一印或幾印，不會每件作品都新刻一印，所以從印章的真?zhèn)蝸龛b別書畫的真?zhèn)危绕涫峭ㄟ^對數(shù)件作品印章的比較來鑒別，是有相當根據(jù)的。
書畫印章
材質對書畫的鑒定也是極其重要的，不同的材質有不同的特點，在不同的材質上作書畫，會有不同的效果。尤其在國畫和油畫等大相徑庭的畫種中表現(xiàn)，即便在同一畫種內部，材質引起的差別也不小，而這種差別與作家的喜好以及當時可取的便利條件有關。當然除了這些以外，題跋、鑒藏印以及著錄也對鑒定書畫有一定的幫助。
字畫作假怎么看

哪里可以鑒定字畫
看墨的層次，前筆和后筆能分開，該重則重，該淡則淡。而且有韻味，如同“余音繞梁三日”黑白分明，前后層次分明。
徐悲鴻游桂林漓江后作《漓江春雨》
第三看“用水”
水為筆墨之介紹，用之得法及凝于神如“潑水法”。中國畫講究筆法、墨法，其實還有水法，在創(chuàng)作中，水的表現(xiàn)發(fā)揮著特的作用。

字畫真假鑒定方法
第四看“用色”
礦物質顏料，歷史愈久越漂亮，不會褪色，而植物質顏料則會隨時間而逐漸褪色。
徐悲鴻作品《雄雞高歌》
需要格外提一點的是，大師之作，一般都有明顯的個人風格，這種風格是很難造假的。以徐悲鴻為首的“徐派”書畫既一脈相承，又各顯特之畫風。因此如若對書畫大師的作品風格有了細致的了解，便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收藏上的失誤。

元代柯九思的生年，過去有的書籍上的記載是錯誤的，例如郭味渠《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》記載為生于元皇慶元年壬子（1312），天歷二年己巳（公元1329年）被拜為"奎章閣鑒書博士"，也就是說，柯九思虛齡18的的時候就擔任了這個職務。這樣，問題就出來了，人雖有天份，大哪有18歲就任"奎章閣鑒書博士" 鈐的呢？顯然，這一記載是錯誤的。那么柯思九的生年應該是哪一年呢？故宮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《誅蚊賦》卷，后尾紙上有柯九思的題跋，柯氏名款下鈐蓋了幾方印，其中一方印為"唯庚寅吾以降"，這方印章為他的生年提供了確鑿的證據(jù)。考元代有兩個庚寅年，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）年，再一為至正十年（1350）年，柯九思的生年毫無疑問是個庚寅年，即公元1290年。天歷二年己巳時任"奎章閣鑒書博士"已經虛齡40了。
月雅藝術圖書《中國書畫鑒定與研究》 王連起卷 故宮出版社直營小程序

中國傳統(tǒng)書畫的作者，大都具有相當深邃的文學造詣，有不少書畫家，就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大文學家，他們的所寫所繪，往往與文學有相當?shù)年P聯(lián)。有一些書畫家喜歡寫自己的文章或詩詞，而另外的一些書畫家?guī)紫矚g寫古人或別人的詩詞文章；有些畫家喜歡臨摹古畫，或是古人詩意，并在其上題寫古人的詩句，而另外一些畫家則喜歡在自己的作品上題寫自己的所作的詩。這種種情況的產生是由書畫家本人的喜歡和購買者的所求而決定的。只有后代人寫出前代人的詩詞文章，而前代人是決不可能寫出后代人的詩詞文章來的。如果發(fā)現(xiàn)了前代人寫了后代人的詩詞文章的話，可以肯定這件東西是偽造的。例如：晉代顧愷之《洛神賦圖》卷尾紙上虞集的題詩就是后人偽造的，抄的是倪瓚明代洪武元年戊申題衛(wèi)九鼎《洛神賦圖》卷上的詩。倪詩原文為"凌波微步襪生塵，誰見當時窈窕身，能賦已輸曹子建，善圖惟數(shù)衛(wèi)山人。"因為顧愷之是無錫人，所以作偽者倪詩中"衛(wèi)山人"的"衛(wèi)"字改成錫山的"錫"了。考虞集宋咸淳八年壬申生元至正八年戊子死，他如何能寫出倪瓚在洪武元年戊申的題詩呢？如果我們對古詩文不熟悉的話，像這樣的問題是看不出來的。

又如南宋趙構（高宗）紹興二十三年寫的已被刻入《三希堂帖》的《行書千字文》卷，將文內"玄"字改成"元"、"讓"字改成"遜"、"殷"字改成"商"、"樹"字改成"竹"、"貞"字改成"清"、"敬"字改成"敬"字少寫后一筆、"竟"字改成"馨"、"恒"字改成"齊"、"匡"字改成"輔"、"桓"字改成"泰"、"紈"字改成"團"、"丸"字改成"彈"、"朗"字改成"晃"、"懸"字改成"遷"。共計改寫了14個字，都是宋諱。"玄、懸、朗"避趙氏始祖名玄朗，"敬、竟"避太祖匡胤之祖父名敬，"殷"避太祖之父名弘殷，"匡"避太祖名匡胤，"恒"避真宗名恒，"貞"避仁宗名禎，"樹"避英宗名曙，"讓"避英宗生父名允讓，"桓、紈、丸"避欽宗名桓。

又如：約50年前，北京琉璃廠有一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，畫得很好，落款字數(shù)不多，作品本幅十分整潔，所以有人要買。后來有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，落款"玄宰"的"玄"字缺寫后一筆，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。董其昌死于明崇禎九年，沒有活到清代，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。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，文史知識的豐富與否，對于鑒別書畫的真?zhèn)?，也有相當重要的重要的作用。如果文史常識不多，那么，那種改寫的避諱字是不易看出來的，因此也就有可能將作品的真?zhèn)螖噱e。

怎樣從裝裱形式來辨別書畫的真?zhèn)?br /> 裝裱與書畫本身的關系要間接一些，但有時也可作為鑒定書畫的有力佐證。各個時代的綾、錦，其花紋、色澤多不相同，裝裱的式樣也有出入。前人的收藏印多蓋在裱件的接縫上，這就必然同裝裱形式有密切的關系。如的宋“宣和裝”，故宮博物館藏的梁師閔《蘆汀密雪圖》是個較典型的例子：玉池用綾，前、后隔水用黃絹，白麻箋作拖尾，連本身共五段。玉池和前隔水之間蓋“御書”葫蘆印，前隔水與本身之間蓋雙龍璽及年號璽各一，本身與后隔水之間蓋年號璽二，拖尾上蓋“內府圖書之印”，共用七璽。“宣和裝”雖有例外，但這是比較標準的格式。不少贗跡上的偽宣和璽，往往是漫無規(guī)律，亂打亂蓋。金章宗也用七璽，染清標常在前、后隔水上用兩印。乾隆用五璽、七璽、八璽、十三璽不等。這些都各有他們的習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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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時積累方蹤的繪畫印象是屬內廷供奉的正統(tǒng)畫派畫家，大約與董邦達、張宗蒼山水類似。據(jù)《熙朝名畫錄》載：“方琮，字黃山，為乾隆朝供奉內廷。畫學黃公望，其畫曾蒙御題”并言其“畫學張宗蒼，深得其傳。”該畫以大斧劈皴，目的是使鑒者無從對照原跡為其作偽本意。鑒定這幅畫除了畫風與張氏畫風毫無相干且屬傳統(tǒng)內廷畫派之外，更主要的破綻是所用材料的問題。
方琮的這幅山水所用材料為細網網絲絹，此絹在書畫鑒定中應為先的疑點。網網絲絹亦稱燈籠絹，是—種紋路極粗的劣等絲絹，在清中期至民國時期，江浙湖洲一帶均有生產，此種絲絹的出現(xiàn)，當是我國江南經濟結構急劇變化的—種反映。